来源：棱镜

划重点：

多家机构已经下调2018年的募资目标，并延长了募资的关闭期限，以便让更多出资人做好出资准备。政府引导基金受到追捧。

上市破发被投资者视为价值回归，“一级市场投资人应该意识到，由他们拉高的估值，二级市场不会买账了”。

投资人的投资“赛道”开始从消费者向企业及技术端转移。那些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技术；这些技术避免了以商业模式为重点的公司所面临的文化壁垒。

腾讯《棱镜》作者 江晓川

编者按：

2018年是个历史“大年”。

这一年，宏观经济和各个行业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从金融行业去杠杆到资本市场大波动，从地产调控深水区到消费领域新格局，我们各个生活侧面也在随之调整；

这一年，互联网创业公司上演了一场集体IPO盛宴。这股新生力量正在成熟，改变着中国商业的生产力方式和生产关系结构；

临近岁末，同时处于这个信息泛滥但优质信息稀缺的时代，《棱镜》希望从金融业、资本市场，以及地产、消费、文娱等重点产业领域入手，复盘他们的这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希望，这一叠历史底稿的作用不仅仅是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砥砺前行于未来。

是为“2018这一年”系列第六篇。

2018年下半年，一家头部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完成了新一期大体量基金的募集，与过去的低调习惯相反，他们负责传播事务的公关经理们早早就与媒体取得联系，希望能够为其“成功逆势募资”造势呐喊。

这一波高调操作，对于内部人来说，是为一次前所未有的艰难募资庆功打气，而对于他们的竞争对手来说，更多的则是羡慕——这一年多来，包括市场环境以及监管尺度在内的多种因素，私募股权机构正面临从上游募资到下游投资整个链条上的资金难题。

清科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已经完成募集的基金规模约5800亿元人民币，募资总金额同比下滑接近6成。

无论银行账户中资金是否充裕，投资家们都放缓了节奏，多数“只看不投”。 与此同时，股权机构所擅长的传统生意——一级市场低买、二级市场高卖的做法受到了“价格倒挂”市场的挑战：高企的上市价格不断破发，投资回报也随之大幅下滑。

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曾经的财富光环正在失色，他们也将迎来最大的转变和洗牌。

一些有前瞻性的投资人已经将目光从消费互联网转到了产业互联网以及“硬科技”，他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的高额收益。

“能募到钱就不错了”

尽管募资不易，但前述的那家头部私募，或许将是这轮洗牌中的最后赢家。

“马太效应越发明显，头部几家基金拿到了市场上绝大多数钱——后面的将全部死掉！”华映资本合伙人季薇对腾讯《棱镜》的这番话可能并不是危言耸听。

根据投中研究院2018年上半年VC/PE统计报告，今年前6个月，完成募集基金规模折合341.12亿美元，同比下降74.59%；完成募集基金数量为425只，数量同比下降19.51%。

清科研究院的数据也透露出相似的风向：募资总额在下滑。2018上半年募资总额3800亿元，比起2017上半年的8600亿，降幅达56％。

总体募资下滑，原因之一在于资金端的收缩。拟出台的“资管新规”让众多投资机构坐立不安：自然人有限合伙人的门槛不断提升，多种类型的资金被限制入场。最后，在行业的不断呼吁中，最终落地的监管规则“略有放宽”。

投资机构征和惠通的董事长付竞告诉腾讯《棱镜》，除银行募资通道受限外，“母基金资金紧张、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爆仓，使得整个LP的市场规模都在收紧”。

原因之二，在于更为严格的监管提升了运营和合规成本。近几年来，广州、深圳及杭州在内的重点区域甚至一度出现工商注册暂停的情况。

即便工商注册成功，由证监会指导业务、对私募股权基金实行自律监管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同样在不断提升基金登记备案的要求。

这一度引发了众多的抱怨声。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今年以来一直呼吁避免人为增加股权市场的准入门槛，他批评中基协“按照惯性，始终把私募基金当做公募基金去对待，把一般投资当做上市公司去对待”。

腾讯《棱镜》了解到，多家机构已经下调2018年的募资目标，并延长了募资的关闭期限，以便让更多出资人做好出资准备。

其中，中小机构和新设立机构的募资难题尤为突出。一家小型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腾讯《棱镜》，其往常主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型实业企业主募资——这些小有收入的企业主一直有意愿拓展理财渠道。但2018年的状况是，他们因为本身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已无力再开展私募投资。

为保证母基金投资者的收益稳定，募资能力强的财富管理公司已经“圈定”了大部分头部投资机构，他们对“黑马机构”的兴趣有限。当然，对于中小机构来说，聘请中介帮助募资也不现实。深圳一家老牌机构的合伙人告诉腾讯《棱镜》，市场原因使得投资利润本身在变薄，“还要给他们分成，太不划算”。

一个趋势是，投资机构纷纷将目光转向了资金充沛的政府引导基金及国资背景的母基金。此前，业绩不错的投资机构对这类资金兴趣不大，因为政府资金通常审批繁琐，还附加有各式苛刻条件。

但现在，“能募到钱就不错了”。北京一家投资机构的合伙人告诉腾讯《棱镜》，为了获得西部某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注资，他多次前往该地“接受指导”：“今天领导觉得养殖业值得投入，明天觉得种牧草收入不错，主意总是变”，但“现在政府是大金主，为了让它掏钱，它说什么我们都得听着”。

母基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上半年，中国母基金管理规模为2,0370亿元，环比增长26%；其中，政府引导基金1,6128亿元，环比增长29%。

“二级市场不会买账了”

上游募资渠道变窄，下游退出渠道同样受阻。

2018年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新经济公司中，多数公司选择按发行价区间的最低价上市，如51信用卡、华兴资本及宝宝树等；甚至有发行价低于最低区间的案例出现。

以香港为例，德勤的报告显示，2018年仅34%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定价高于发售价范围的中间值；而这一指标在2017年是42%。

即便如此，大多数公司在上市后仍然破发，部分公司甚至未能撑过上市当日即跌破发行价。这显示出二级市场投资者并不认可标的在一级市场的高昂估值。

基岩资本副总裁岑赛铟观察到，“很多资金方和投资人缺乏耐心，不想等待企业成为独角兽，而是想直接投钱给独角兽”。同时，更早进入的投资者“也见不得后来的机构，反而（入股）价格更低”。所以，一轮轮投资加码，上市时估值自然高企。

在岑赛铟看来，“定价太高”是下跌的主要原因，当前市场状况也不再支持过高的市盈率。有投行人士也告诉腾讯《棱镜》，上市破发被投资者视为价值回归，“一级市场投资人应该意识到，由他们拉高的估值，二级市场不会买账了”。

同样以香港为例，德勤的数据显示，以40倍以上市盈率以及20倍以上市盈率上市的公司，分别从2017年的21%及43%，跌到了12%及35%；以10-20倍市盈率上市的公司占比大增，从25%上涨至41%。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解释为何某些新股上市时定价偏高时表示：可能因为当时市场情绪普遍亢奋，也可能早期私募投资者给出的估值较高，或者新经济公司新股供应较少，还可能是投行与发行人误判市场。

他补充道，随着市场进入调整，一些发行人已经开始理性地调整发行价格区间或发行规模。

“定价太高没人接，只会越跌越多”，岑赛铟说，“当跌了50%-70%的时候，再想做融资和并购就很难了”。

对投资机构而言，这让他们手中的财富大幅缩水。上市前，企业估值水涨船高，当上市后股价不断下跌，那些冲着独角兽而来的一级市场投资机构甚至可能无法覆盖成本。

以募资规模达426亿港元的小米集团为例，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F1及F2轮的成本分别为每股15.83港元及14.08港元。截至12月24日，小米股价收于13.16港元。最后一轮投资者事实上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7成基金如今只看不投”

于是，投资机构“出手”变得更加慎重。国科嘉禾基金管理合伙人王戈在今年9月时向腾讯《棱镜》透露，中国排名前30家基金中，如今超过7成“只看不投”。

他表示，谨慎的原因就是，二级市场的下跌行情已经传导至一级市场。他预计，经济下行周期中，能够满足上市要求的企业数量减少，一级市场投资者对未上市企业的估值将“更加谨慎”，因为退出渠道受限。

这意味着，创业者融资更加艰难。不止一位投资家在公开场合呼吁，创业者应加速融资进度，避免太过于纠结估值。经纬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连用三个“融资”，作为他对创业者“过冬”建议的开篇，“把每周50%的时间花在融资上”。

一家小型机构的合伙人告诉腾讯《棱镜》，2018年项目价格“应该还没降到底”，理由是机构手中还有些钱。“按目前的募资状况，明年只剩几家头部（基金），压价会更狠。”

此前一段时间，多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因为流动性缺失丧失了对公司的控制权，监管部门开始呼吁股权机构入场纾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平说，地方证监部门将建议相关监管部门，放松私募股权机构进入和退出企业方面的监管要求，为PE基金投资二级市场提供便利。

一家国资背景基金的高管告诉腾讯《棱镜》，据其了解，此前已有多家持有优质资产的公司寻找其接盘。

“我出资产价格的六分之一，你给不给吧？”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说，“上市公司有公告，遇到流动性问题，底牌被人看得很清楚，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与此同时，投资人的投资“赛道”开始从消费者向企业及技术端转移。投资有小黄车ofo、映客等一系列消费互联网的早期投资人朱啸虎，就开始表达出对产业互联网的更大兴趣。

朱啸虎是风险投资公司金沙江创投的董事总经理。2017年底，他出清手中小黄车的全部股权，在其颓势凸显前套现离场。

朱啸虎告诉腾讯《棱镜》，相较红利正在减少的针对终端消费者的互联网产业，针对企业的产业互联网“机会在增加”。此前，产业互联网公司“生长速度很慢，一年收入顶多几千万”，追求指数级增长的风投机构对其兴趣寥寥。

但现在，这些公司“增长速度比从前快了很多，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并且，目前经济形势不佳，“企业更需要软件来提升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而国科嘉禾的王戈更多看到了高技术领域的投资机会。王戈引述某决策层人士的话说，很多新经济模式“创造了就业，但请问我们盒饭送得再好能跟别人拼吗？”王戈认为，这番表态显示了未来中国投资的“硬科技逻辑”，大量资金将流入“高科技和重技术壁垒的模式”。

同样，IDG资本合伙人牛奎光也用“硬科技”来描述他眼中下一代的科技革命：那些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技术；这些技术避免了以商业模式为重点的公司所面临的文化壁垒。牛奎光说，中国基础设施占优，资源分配中心化，市场空间大、迭代速度快，正好适合硬科技的发展。
Ø 2019经济增长目标将下调 贸易顺差或进一步收窄

来源：动态内参

孟晚舟事件一经曝光，不但令国人震惊，在国际社会同样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然而，对于孟晚舟事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有不同的见解。目前一个议论的焦点就是此事件到底是纯粹的法律事件，还是政治事件。

持法律事件观点的人认为：

首先，抓捕孟晚舟是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门与加拿大司法部门合作所为。而美加均是司法独立国家。美加政府也均表态没有介入此事。

其次，美国指控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也就是香港公司Skycom Tech涉嫌向伊朗最大的运营商违规销售美国惠普公司的设备——惠普称它禁止向伊朗出售任何其产品。

其三，孟女士曾经在Skycom Tech任职，且曾经亲自向汇丰银行解释说明华为与Skycom Tech没关系，且有PPT为证。

其四，各种直接和间接证据都指向skycom就是华为的马甲。

从以上信息来看，美加司法合作抓捕孟女士也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纯法律事件。然而，事实真是如此？

如果是纯法律事件，那么早不抓晚不抓为何选择在谈判最关键的时候搞事？为何选择在美国积极围攻华为的时候搞事？难道就真的纯属时间上的“巧合”，这于情于理恐怕都说不过去。

动态内参（dongtaineican）认为：且不说站在贸易谈判和打击华为的角度来看问题，就是从纯法律的角度来看，恐怕也说不过去。

第一，加拿大司法部门在抓捕孟女士时，没有向外界披露任何理由和证据，唯一强调的就是应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门的要求。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之下，加拿大司法部门就动手抓人，而且给予的还是戴手铐脚镣的重刑犯“待遇”。加拿大的“法律”“人权”哪里去了？

第二，美国指控孟晚舟（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就算华为真的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出口禁令。一方面中国不承认美国的禁令或法律。中国遵守的是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协议。而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实际上已经违反国际协议法规在先。另一方面，孟女士虽然是华为高管，但她绝对不能代表华为公司。

第三，“违反”美国对伊出口禁令的是香港公司Skycom Tech公司，而不是华为公司。就算Skycom Tech是华为的“马甲”，那首先或同时要抓的也应当是Skycom Tech的法人，而不是华为的职员。就算应当抓华为的人，也不应当是孟女士。

第四，就算孟女士曾经亲自向汇丰银行解释说明华为与Skycom Tech没关系，且有PPT为证。就算孟女士对汇丰银行构成了“欺诈”，“欺诈”的也不是美国银行，美国司法部门也就无权干涉。何况，孟女士应当代表的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美国政府可以有权制裁华为，但美国政府却无权抓华为的人。

第五，到目前为止，虽然披露了不少华为与Skycom Tech公司关系的信息，但终究还构不成“铁证如山”或无法抗辩。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加两个国家的司法部门联合采取抓捕行动，不但违反了人权公约，恐怕也违法了美加的法律制度。

第六，令人不解的是，一切“证据”表明，违反美国法律的主体是华为，但美国人指控的却不是华为而是孟女士。一般来讲，即使一个企业真的触犯了美国法律，也很少针对个人启运诉讼程序，更不要说直接抓捕个人。

第七，如果不是政治事件，如果美加是司法独立，加拿大政府为何派人前往白宫商议对策，而不是司法部门相互商议。特朗普又为何放言干预？

动态内参（dongtaineican）认为：从以上的信息来看，显然不能单纯只从法律角度来看孟女士被扣事件，而是有政治阴谋的成分在内。当然，如果说美国的法律真就这么为所欲为的话，那也就无语了。这就更应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这一事件的本质。

在1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说，关于加拿大方面应美方要求非法拘押中国公民一事，中方已多次阐明了原则立场。“我想说的是，当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以后，美加还自诩为‘遵守法治和规则’，令人吃惊。在我看来，这无异于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装’。无论他们以怎样堂皇的托词披上什么合法的外衣，都无不大写着对事实的无视，对法治的蔑视，让世人耻笑。”

华春莹说，大家也都看到，连日来，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加拿大公民都纷纷致函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或者直接通过加拿大媒体，公开批评加政府的做法不合理、不合法。许多美国人，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在内的许多人也都公开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的本质和危害在哪里。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改正错误，释放被非法拘押的中国公民，切实保障有关人士的合法正当权益，强烈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人士的逮捕令。

加拿大抓人不放，自称是“法治国家”“按规则办事”，而中国抓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人，就称之为“不可接受的”。还有脸要求中国放人。难道中国的法律是吃素的？难道中国的法律有法外之地？

如果美国人真的完全做到司法独立，就不会有特朗普公开干预中兴事件。

令人奇怪的是，上一次特朗普公开干预中兴事件，外界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更没人公开指责特朗普干预司法独立。而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

特朗普一发言，不但加拿大方面立即批评，美国内部也立即反对。这应当是敏感时期表现出来的敏感反应。说明美加政府内部也感受到了此事件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压力。美方说是“独立事件”，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无论无如何与打压华为的战略策略有关。傻瓜都能想得到。

贸易战，贸易谈判，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孟女士被捕，以及接下来的WTO改革，这显然是一环套一环的连环计。目标只有一个，遏制中国崛起。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深圳12月25日电  2018年第2期深圳市九价HPV疫苗摇号结果25日出炉，此次摇号共有119140位有效申请者，1441名申请者中签，中签率约为1.21%。

深圳市疾控中心提示，中签者须在12月27日22:00前预约，接种时，要出示预约成功信息、身份证原件，如果现场无法核实身份，将不能接种。中签者如放弃预约，将被关“小黑屋”，3个月内不能参加摇号。

此次，近12万人申请九价HPV疫苗摇号，参与热度较高。对此，深圳市疾控中心有关专家呼吁，适龄女性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二价、四价HPV疫苗。它们都是世卫组织推荐的，在保护性、安全性等方面没有差别，可以预防大多数的宫颈癌。

当前，二价疫苗供应充足，四价疫苗轮候时间相对较短，电话咨询各接种门诊现场预约后就可接种。二价、四价疫苗都可以使用医保。

专家预测，明年下半年或年底，生产用于中国市场的九价HPV疫苗将上市，届时九价HPV疫苗的供应量将大幅增加，一旦九价HPV疫苗供应量充足后将直接预约。
Ø 我市发放2018年科技创新券 480家企业将领券5800万